發表日期:2009年10月29日 作者:李思孟 來源:北大科學史與科學哲學 字體顏色: 字號:[ ]
近代科學的傳入與中國人對科學的誤解

  【作者簡介】李思孟(1946-),河南民權人,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從事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研究。

  【內容提要】在19世紀,在國家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中國人開始向西方學習近現代科學,把科學視為救國強國的工具,這種觀念一直持續至今。但是科學從本質上說是求知活動,科學是在求知精神的激勵之下發展起來的。盡管科學的成果可以是救國強國的工具,但是僅從工具價值的角度認識科學的意義是對科學的誤解,這種誤解妨礙了中國基礎科學的發展。

  1 引子——中國與西方:科學發展的道路不同

  諾貝爾獎已經頒獎百年,無一項在中國本土完成的項目獲獎。近年來中國自己評的國家級科學技術獎項中,自然科學一等獎因缺少特別出色的成果而連續多年空缺。關心中國科學發展的人不能不問:這是為什么?如何改變這種狀況?原因和應采取的措施都是多方面的,很多有識之士已發表了許多精深的見解。其中一個不能忽視的方面是精神文化因素,值得我們認真思考:我們對科學的理解過于功利化了,我們缺乏求知的科學精神。

  近代科學產生于西方,對中國來說是舶來品。在西方,是先有科學精神,才產生出了近代科學,然后才有近代技術和近代工業。如果說這個過程是由內向外,中國人的學習過程則是由外向內,從科學產生的結果學起,至今沒有真正理解科學本質,沒有真正樹立起科學精神。為使中國有一個良好的適于科學發展的土壤,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實際上,自20世紀初開始,已有不少有識之士在這個問題上不斷敲響警鐘,可惜未能引起普遍重視,以致今日仍然需要舊話重提。

  2 求知精神:科學發展的根本

  什么是科學精神?科學的本質是求知,求知精神是科學發展的根本。任鴻雋有一段話說得好:科學界的中堅“在少數為學而學。樂以終身之哲人。而不在多數為利而學。以學為市之華士。彼身事問學。心縈好爵。以學術為梯榮致顯之具。得之則棄若敝屣。絕然不復反顧者。其不足與學問之事明矣。”[1]科學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不能迷信權威,不能迷信書本,所以有人將科學精神歸結為實證精神、懷疑精神。但和求知精神聯系起來,這些精神是末,貫徹這些精神的目的是為了求知。如果沒有求知精神,以功利目的從事科學研究,不能把實證精神、懷疑精神貫徹到底。當與他的功利目的相矛盾時,他會為功利目的把這些精神拋到九霄云外,這樣的例子太多了。默頓認為普遍性、公有性、無偏見性、懷疑性是科學家的行為規范,是科學家應當具有的精神氣質。他的說法有道理,但和求知精神比較起來,這些規范也是末,也是為了保證能得到真知。

  求知是科學精神的根本,是科學發展的原動力,歷代哲人都有論述,可惜我們忽視了。

  最早的科學家是怎樣產生出來的?亞里斯多德說得好:他們是好奇、有閑、自由的人。好奇激發出求知欲,有閑與自由(不為其他目的左右)是求知的保證。

  近代科學是怎樣從歐洲發展起來的?古希臘科學精神重現至關重要。曾任哈佛大學校長的康南特博士(Dr.James B.Conant)的演講集《懂得科學》(On Understanding Science)中講得非常好:“16、17世紀那些給精確而不受成見影響的探索立下標準的早期研究工作者,他們的先驅是些什么人呢?哥白尼、伽利略、維薩略(Vesalius)的精神上的祖先是些什么人呢?中世紀那些偶然做實驗工作的人,那些細心設計造出新機械的人,雖然漸漸增加了我們物理和化學的經驗知識,都還算不得。這些人留給后世的還只是許多事實資料,只是達到實用目標的有價值的方法,還不是科學探索的精神。”“嚴格的知識探索上的新勇氣的奮發,我們得向那少數深深浸染了蘇格拉底傳統的人身上去找,得向那些憑著原始的考古方法首先重新獲得了希臘、羅馬文化的早期學者身上去找。在文藝復興的第一個階段里把對于冷靜追求真理的愛好發揚起來的人,都是研究人文的,他們的工作都不是關于生物界或無生物界的。在中世紀,盡力抱評判態度而排除成見去運用人類的理智,盡力深入追求,沒有恐懼也沒有偏好——這種精神全是靠那些著書討論人文問題的人保持下來的。在學術復興時代(The revival of learning)的初期,最夠得上說是表現了我們近代不受成見影響的探索的觀念的,也正是人文學者的古代研究。”“佩脫拉克(Petrarch)、薄伽丘(Boccaccio)、馬奇維里(Machiavelli)、依拉斯莫斯(Erasmus),而絕不是那些煉金術士,應當算是近代科學者的先驅。依同樣的道理說來,拉伯雷(Rabelais)與蒙丹(Montaigne)發揚了評判的哲學精神,在我看來也應當算是近代科學家的前輩。”[2]康南特說到的這些“近代科學者的先驅”,都是文藝復興時期重要的思想家。他所說的科學是“對于冷靜追求真理的愛好”,也就是亞里斯多德說的求知活動。

  近代以后,科學顯示出了巨大的實用意義。這進一步促進了科學的發展,可也使有些人把科學視做工具。其實,那些產生了巨大應用價值的科學研究成果,在其開始時大都是從好奇、從求知出發的。吉爾伯特研究電和磁時,不曾想到以后產生的電力技術;赫茲研究電磁波時,認為它不可能用于通信;居里夫婦開始研究放射性時,并不知道放射性物質以后有那么大的用處;盧瑟福研究原子結構時,認為想要利用原子能是神話。如果人們都是從實用目的投身科學,這些科學是不可能發展起來的。前蘇聯壓制摩爾根學派的教訓,更是特別值得我們思考。李森科是騙子,可斯大林是怎樣受騙的呢?一個重要原因是:李森科是以小麥、棉花等農作物為研究對象,而摩爾根學派主要在研究“無用的”果蠅。斯大林把無限希望寄托于李森科,結果希望成了泡影。看起來無用的研究,后來倒是有了大用。辯證法就是這樣給人開玩笑,對那些自稱掌握了辯證法的人也不留情。

  3 學科學而未學求知精神:中國人對科學的誤解

  中國古代社會中,研究自然、認識自然的求知精神很弱,導致科學不發達。近代以后學習西方科學而又未學到求知精神,把科學僅視為工具,導致科學發展受阻。

  中國古代有科學精神嗎?認為中國古代無科學的人,如馮友蘭、任鴻雋,一般也都認為無科學精神,并認為這是無科學的一個重要原因。胡適則認為中國古代有科學精神,在1959年夏威夷大學主辦的第三次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上,他做了一篇題為《中國哲學里的科學精神與方法》的報告,駁斥東方哲學“天然阻止科學發達”的觀點。他說中國古代也有自由討論、獨立思想、懷疑、求知的“蘇格拉底傳統”,孔子的名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就表現了求知精神,王充、朱熹、顧炎武等人以及乾嘉學派都具有科學精神,17世紀歐洲出現了一批著名學者時中國也出現了一批著名學者,只是中國的這些學者不是專注于研究自然,而是專注于書本與文獻,推敲的是關于全民族的道德、宗教、哲學、生活問題,所以科學沒有發達起來[3]。胡適這里其實也承認了中國古代缺乏對自然的求知精神,并認為這是科學不發達的原因。他還說過:“在科學發達史上,科學的精神或態度與科學的方法,比天文家、歷法改革家、煉金術士、醫生、園藝家在實用上或經驗上的什么成就都更有基本的重要性。”[4]中國古人對自然現象往往停留在觀測、描述和直覺把握上,很少用理性思維深入研究其發生原因和規律,這不是因為中國人天生缺少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是社會政治環境不鼓勵這樣做。

  在中國學習西方科學以后,這種情形是否改變了呢?沒有!

  中國學習西方科學始于明末清初,徐光啟是積極推動者。雖然他是從解決歷法編制問題出發學習西方科學,但他對科學的認識還是比較深刻的。他重視理論的作用,與利瑪竇共同翻譯了《幾何原本》這樣的理論著作。他還認識到“此書有五不可學:躁心人不可學,粗心人不可學,滿心人不可學,妒心人不可學,傲心人不可學”,[5]可以說他已經體會到一些科學精神。這一次學習西方科學的過程阻力重重,未能持續下去。

  新的一場向西方學習的運動從19世紀下半期開始。從對科學精神的認識上看,似乎還不如徐光啟深刻,僅僅把科學當作工具。當然,這與當時的形勢有關。17、18世紀和19世紀上半葉,西方科學革命、技術革命、產業革命接踵而至,社會革命與之相伴發展。中國人對這一切懵然無知,當西方國家的炮艦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以后,中國人才知道自己落后了。在面臨亡國滅種危險的情況下,才放下“天朝大國”的架子向西方學習。孔子說過:“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6]中國人鴉片戰爭后學習西方科學技術是“困而學之”,不是為求知而是為了用。中國對科學的誤解——視科學為實用的工具,這種背景是根據。

  中國人是從西方人船堅炮利開始認識到西方先進的,學習也就從購買和使用新式武器開始,然后是學習西方的技術,辦工廠、開礦山、修鐵路、通郵電,指望由此富國強兵,史稱洋務運動。洋務運動的理論基礎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要是在學技術。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陸續興辦新式學堂、派留學生、成立科學組織和科學研究機構,對科學的宣傳也形成高潮,科學的地位大大提高。20世紀20年代初,胡適曾經這樣評述:“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與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它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7]。這時科學在中國的地位雖然非常之高了,但是中國人對科學的理解主要是在工具層面。雖然也有人在講科學精神,如任鴻雋講科學“其本能在求真,其旁能在致用”,但比起強調科學之用,求知的聲音太微弱了。無論是從中國的務實傳統,還是從中國救亡圖存的現實要求,視科學為工具都更易為人接受。

  對科學具有的工具價值的理解,又有兩大方面。

  第一是視科學為發展實業、富國強兵的工具。此種觀點的基本邏輯是:欲發展實業必須掌握新技術,欲掌握新技術必須掌握相關科學知識。持此種觀點者常被稱為“科學救國”或“技術救國”論者。1922年創辦的黃海化工研究社,其辦社宗旨是典型的這種觀點。這個研究社的重要成員侯德榜先生,曾就科學與工業的關系在科學年會上發表演說,他說:“科學家能將其所得施諸實用,即成工業家;工業家在其事業中考求新法,發明新理,亦即科學家,科學與工業體同而用異耳”。[8]他的科學生涯也正是這樣走的。

  第二是把科學視做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武器。生物進化論初傳入中國,政治上的影響比科學上的影響更大,是一個典型事例。“五四”運動高舉科學與民主的旗幟,同時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20世紀20年代發生的“科玄之爭”,科學派主張科學可以解決人生觀問題,這也是科學的文化之“用”。對于這場爭論,現在人們多是褒以丁文江為代表的科學派,貶以張君勱為代表的玄學派,認為玄學派反對科學,妨礙科學發展。如果按照現在流行的辯論賽中的評判方法,在辯證中其實是玄學派表現得好,應判玄學派為勝方。科學派終歸沒有說明科學何以能解決人生觀問題,而玄學派卻講出了一些理由,說明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不管其理由是否能真正成立。亞東圖書館將這場爭論中雙方發表的文章結集出版,書名為《科學與人生觀》,陳獨秀給此書所做的序中已指出這一點。陳獨秀還認為,丁文江等人之所以不能說明科學何以能解決人生觀問題,在于“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張君勱走的是一條道路”,即都相信唯心的歷史觀。從對科學的認識來說,丁文江之所以不能說明科學何以能解決人生觀問題,在于他實質上和張君勱一樣把科學僅視為工具,分歧僅在于能否用于解決人生觀問題。

  五四運動以后,科學在中國地位提高了,但中國人并沒有真正樹立起科學精神,這早就有人注意到了。蔡元培先生說過:“雖然我們無疑地認識到科學探索的價值,認識到它對中國的物質、文化進步來說,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可是,科學精神對我們的影響究竟有多深,科學精神在現實中究竟有多少體現,這還是有問題的”。[9]錢穆先生1941年曾發表文章說:“十八世紀以下之西風東漸,實以商業兵戎為主,而文化學術為附,亦不能使中國人誠心樂就。合此兩因,遂使近代中國人迷惘前卻,走了一百年冤枉路,而仍未得東西文化第三度接觸融合和消化之益。然途窮則知返,今中國國內有識之士,乃漸漸覺悟純以功利觀念為文化估價之無當”。[10]錢穆先生希望像曾經發生過的中國與印度文化的融合、中國與伊斯蘭文化的融合那樣,實現與西方文化的融合,為此必須破除文化上的功利觀念,真正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價值,但這至今尚未實現。

  4 缺少求知精神:當前妨礙中國科學發展的精神因素

  把科學視做工具、混淆科學與技術、過分從功利目的出發去看待科學研究,這種情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依舊,甚至比以往更甚。科學家從興趣出發進行科學研究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受到批判,科學家的研究工作是在完成上級下達的任務。這些做法對發展科學技術有正面效果,但也有負面影響,主要是基礎科學研究的地位降低了,因為基礎科學研究一般不能有立竿見影的應用效果,易被認為是“無用的”研究;基礎科學研究是高度不確定的,難以按計劃做出某種發現。新中國成立以來取得了輝煌的科技成就,但仔細分析一下我們的“科技成就”,實際上主要是技術成就,而且是跟進的多,原創的少。技術跟進項目目標明確,且已有成功先例,最適合按工程項目計劃管理。在技術跟進方面的巨大成就增強了我國的國力,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威望,增強了我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無疑是非常有意義的,但我們也需要有基礎科學方面的成就。在評定國家自然科學獎時,比較嚴格限定是科學領域而非技術領域的成就,才使我們感到了缺少重大科學成就的尷尬。當我們苦于沒有能競爭諾貝爾獎的項目時,才深深體會到我們在科學方面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當我們深切體會到需要提高創新能力時,我們才更加認識到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若從洋務運動時算起,我們一百多年來在科學技術上一直是跟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后面拼命追趕,不斷學習西方的技術與科學,其結果好比是在不斷輸血,但我們的造血功能一直不好。我們對科學的理解過分功利化,我們缺少求知的科學精神,是產生這種結果的在認識方面的根本原因。

  我國正在大力建設國家創新體系,其中一個重要內容是建設科學創新基地,其理論基礎是:經濟發展依靠技術創新,技術創新依靠科學創新,科學創新是創新的源頭。一些看起來能轉化成技術的基礎科學研究被納入了國家創新體系,因此更受重視了,是這一政策帶來的一個好結果。但是,我們對科學的誤解依舊,依然只是把科學理解為工具,那些“無用的”研究項目命運依然可憐。科學創新確實是技術創新的源頭,可是我們仔細考察一下科學技術史,有多少成為技術創新源頭的科學創新,開始研究時是以推動技術創新為目的的?有多少成為技術創新源頭的科學創新,開始研究時就已知道它將來在實踐上會有大用?我們國家財力有限,希望化一分錢就有一分收獲;我們國家迫切希望早一日強大起來,做事希望立竿見影。國家采取這種政策的初衷可以理解,可是科學發現是一個過程,一般說來,一項基礎科學研究要進行到一定程度,才可看到它可能有的實用價值。等看到有用了才去研究,那就只能是跟進,很難是原創性研究,很難走在世界最前列。

  近十幾年來,人文素質教育是教育界的熱門話題。在我國的素質教育中,也看到了視科學為工具、將科學混同于技術的錯誤觀點的影響。有重要影響的一種觀點是:科學是求真,人文是求善,求真需要求善導向。這種說法是值得商榷的。科學是獨立于精神之外的嗎?一個真正獻身于科學的科學家,其精神境界是很崇高的。將科學成果應用于解決實際需要,才有了善惡的問題。認為科學需要人文導向,實質上是同意了20世紀20年代玄學派的觀點: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之所以和玄學派觀點一致,是因為他們在對科學的認識上有一個共同的問題:把科學僅當作工具。有意思的是,玄學派主張保持和發揚中國的傳統道德文化,今天的人文素質教育也有這種傾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神秀的認識不可謂不高。但是慧能的認識更高:“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一心向佛的人,他的心惹不上塵埃;真正搞科學的人,何須再導向?以科學為工具的人,才需要時時想一想自己在干什么,應由“求善”引導。

  糾正對科學的誤解,樹立真正的科學精神,真正形成鼓勵科學研究的氛圍,求知求真的科學家得到社會的理解和尊重,并重到基本的條件保障,科學才有茁壯生長的土壤。我們需要大量搞技術搞應用的人,但是,愿意搞“無用的學問”,愿意“為科學而科學”的人也應當有,特別是在國家已擺脫救亡階段,發展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力爭成為世界強國的時候。2000年6月底的美國《科學》雜志上發表了江澤民同志的文章:《科學在中國:意義與承諾》,此文中說到,中國政府鼓勵科學家從國家需要出發的科學研究,也支持科學家進行“從好奇心出發”的研究。這種態度有利于消除社會對科學的過分功利化的誤解,促進科學的發展,應當努力落到實處。

【參考文獻】
[1] 樊洪業,張九春.科學救國之夢——任鴻雋文存[C].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6-7.
[2] 轉引自胡適,等.中國哲學思想論集(總論篇)[C].臺北:牧童出版社,1976.6-8.
[3][4] 胡適,等.中國哲學思想論集(總論篇)[C].臺北:牧童出版社.1979.8-30,6.
[5] 徐光啟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78.
[6] 論語·季氏
[7] 科學與人生觀[C].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2.
[8] 侯德榜.科學與工業[J].科學.(第四卷第一期),1918.
[9] 蔡元培文選[C].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37.
[10] 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4卷)[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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